发布日期:2024-07-22 23:31 点击次数:186
(原标题:深挖数据价值!为隐私"买单",银行最新行动)
2023年上市银行财报已在近期悉数披露,多家银行有关于数据安全与治理的公开披露引起了券商中国记者的关注。
数据治理是释放数据价值的关键基石。为此,各商业银行正不断完善其数据治理体系,通过一系列多维度的举措,如机制优化、技术创新、业务融合以及安全保障等,全面加强数据治理的全流程管理,确保数据的有效利用和价值的最大化。
这也侧面反映出,金融机构不仅渴求数据,更对数据安全与合规使用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同时,有关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的政策法规陆续落地,这也成为推动银行甘愿为隐私“买单”的最直接动因。
大力推进数据治理工作
实际上,近两年来,不少头部国有行、股份行以及部分城农商行纷纷立项,不仅寻求利用隐私计算技术打通内部数据或接入外部数据,更有建设专班推动数据治理等动作,力图加速释放金融行业中的数据价值潜能。
综合来看,目前,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数据治理水平获得认证程度较高,走在行业前列。2023年,建设银行获得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5级认证。据了解,《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DCMM)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数据管理领域首个国家标准,是国内权威的数据管理成熟度认证体系。
此前,工商银行于2021年获得该项认证。截至2023年末,在全国10家通过DCMM5级认证的企业中,商业银行占据了2个席位,这也代表着银行业数据治理方面的领先水平。
除了上述两家机构之外,国有银行方面,邮储银行开展机构、交易对手等5项专项治理,在2023年获得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4级认证,交通银行此前也已取得该级认证;中国银行整合行内外数据,推进建设“中行一表通”。
股份行方面的进展则是:招商银行数据中台引进数据源近400项,大数据服务覆盖全行六成的员工;平安银行优化数据治理标准超2700项;兴业银行建成2.8万项企业级数据字典标准,助力提升重点领域数据质量;光大银行完成百余项指标数据标准制定,数据质量综合评分同比提升4.62分。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银行提及了在隐私计算方面的投入进展。工商银行2023年报显示,其探索隐私计算在跨机构场景的应用,联合金融同业实现基于该技术的银行间资金流水核验;中国银行2023年报显示,其加快推进隐私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平台的建设,覆盖超1800个业务场景。
“早在人民银行发布多方数据合作的金融行业标准开始,银行就着手在做隐私计算的立项了。”有第三方数据供应商向记者直言。
数据安全与合规空前重要
长期跟踪行业动态便不难看出,各大商业银行对于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更有多家将其提升至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层面,强化数据安全管理,提升数据安全防护能力以及降低数据安全风险。
例如,建设银行制定《个人客户信息保护工作管理办法(2023年版)》《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等方案,同时扩建内部的数据安全知识库,推动全行学习。
刘冲被“双开”据中国远洋海运纪检监察组、辽宁省锦州市纪委监委消息:日前,中国远洋海运纪检监察组、辽宁省锦州市监委对中国远洋海运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远海发”)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冲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国银行在2023年报中提及,该行推动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在金融行业内首批通过数据安全管理认证。同时,光大银行完成300余项重点业务场景的数据安全影响评估。此外,浙商银行也提到,该行“网络安全创新工作室”入选首批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
回顾来看,2020年11月24日,人民银行发布《多方安全计算金融应用技术规范》,随后出台《金融业数据能力建设指引》。两份行业标准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机构处理数据时要遵循“安全合规、最小够用、可用不可见”等基本原则,确保数据所有权不因共享、应用而发生让渡。
行业标准的发布为金融行业提供了实操参考,银行对引入隐私计算等技术的热情也越来越高,这与其业务需求变化有关。一位农商行网络金融部人士告诉券商中国记者,外部数据采购需求确实在增多,数据安全与合规问题对银行的重要性空前凸显。
该人士进一步向记者指出,相关政策进一步落地以后,一些场景金融的零售信贷业务还是会受点影响的,而这也使得银行愈发感受到,“关键部分要自己掌控”。
数据资源潜能最大化
“银行业的数据安全等方面监管最为严格,银行客户账户、资金流水等信息都是商业业务中最为重要的数据信息之一。”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事实上,随着合规政策落地和信息技术发展,数据安全被摆在更重要的位置,银行在数据存储、加工使用等环节更加规范、使用权限等方面的管理更加严格,未来也将会更加注重数据安全维护方面的资源投入。
某金融科技领域的法律人士也告诉券商中国记者,尽管银行在客户信息保管方面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但是在信息的收集、使用等方面还存在一块很大的缺角,“这主要是因为银行过去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
“例如,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出台之前,能依据的法律就是网络安全法,其中,第40条要求网络运营者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他指出,但是对于这个制度应该怎么建,没有实操性的规范,“这一点在后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得到了一定补充”。
强监管环境下,金融机构一直面临着很高的违法成本,在法律体系陆续完善后,这些违法成本将转为合规成本。上述法律人士进一步向记者表示,权责划分明确后,银行做到什么程度就要承担什么责任,这是一个有法可依的状态,而不是在黑暗中摸索。
责编:杨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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